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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明代文學家、書畫家、軍事家

　　徐文長的文藝創作所涉及的領域很廣，但可以指出它們共同的特征，就是：藝術上絕不依傍他人，喜好獨創一格，具有強烈的個性，風格豪邁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現出對民間文學的愛好。明代的詩壇，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出現了一股擬古的風潮。雖說他們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績，但這種擬古的風氣，顯然有礙于詩歌藝術的發展。徐文長對此深致不滿，并作了尖銳的批評。他說：鳥學人言，本性還是鳥;寫詩如果一意模擬前人，學得再像，也不過是鳥學人言而已，毫無真實的價值。他自己的詩歌創作，注重表達個人對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感，風格略近李賀，問學盛唐，并雜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終不失其為自我。這個傾向為稍后主張抒發性靈的公安派所繼承，對改變晚明詩風具有重要意義。公安派的主將袁中郎(袁宏道)對徐文長的詩有一段精彩的評述：“文長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蘗，恣情山水……其所見山奔海立。如寡婦之夜泣，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憤。”徐文長的散文，以《自為墓志銘》一篇最為出色。此外許多尺牘也很有特色，潑辣機智，幽默多趣，文風遠啟金圣嘆一流，但總的來說，成就不及詩歌。

　　徐文長的戲劇創作有雜劇集《四聲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鄉夢》、《雌木蘭》、《女狀元》四個獨立的戲。《狂鼓史》是有感于嚴嵩殺害沈鍊之事而寫的，表現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兩個戲都是寫女扮男裝建功立業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長對婦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義。這些作品都打破了雜劇固定的格式，為戲劇形式上的多樣化開拓了門津。在戲劇理論方面，他主張“本色”，即戲劇語言應當符合人物的身份，應當使用口語和俗語，以保證人物的真實性，而反對典雅的駢語，過度的修飾，這些看法都是很有見地的。此外，他還作有《南詞敘錄》，這是我國第一部關于南戲的理論專著，在戲劇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遭遇坎坷，晚年悲苦凄涼，形影相吊，他將自己的悲憤和懷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筆端，創造了一幅又一幅驚世駭俗的水墨名畫。他筆下的墨竹，枝淡葉濃，逸筆草草，竹枝氣勢勁健，竹葉俯垂含情，雖屬竹枝而高潔清爽之氣不減。這正是畫家身處下層，懷才不遇，品格高潔，絕世獨立人格的光輝寫照。他的潑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貴高雅特征，色彩絢爛，他卻常常以水墨繪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賦予牡丹清雅脫俗的格調和神韻，所謂“從來國色無裝點，空染胭脂媚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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