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軟著陸
正是在這個“窩囊王爺”手中，下崗了的滿清皇族卻成功地實現(xiàn)軟著陸，全身而退，創(chuàng)造了帝王行業(yè)中的奇跡。古今中外，皇帝這個金領職業(yè)莫不伴隨著巨大風險，下崗皇帝的命運一般只有一個默認選項：斬草除根。
選擇載灃實在是慈禧太后的遠見。載灃這位“80后”能屈能伸，在銳意改革數(shù)年而終不成后，他畢竟為皇族贏得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體面而又安全的集體“下崗轉制”。
站在1909年的朗朗晴天下，大清國的掌舵人愛新覺羅·載灃被燦爛的陽光照耀著，他的身后拖出了長長的陰影。
這位“嘴上沒毛”（照片為證）的“80后”（生于1883年），同乃兄光緒皇帝一樣，“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堅毅，腰板筆挺，雖不及中等身材，但渾身透露著高貴”（美國醫(yī)生記載）。
讓大清朝得以“軟著陸”的正是愛新覺羅·載灃
能在接班人的內(nèi)部“海選”中脫穎而出，能被掌國40多年的老佛爺欽定為接班人，小灃哥無疑是有幾把刷子的。但吊詭的是，在親朋、敵手乃至后世史家們眼中，年輕的攝政王卻被公認為“優(yōu)柔寡斷”、“懦弱無能”。史家一般認為，載灃的“出線”憑借的是裙帶關系：他雖是庶出，卻自幼被嫡母葉赫那拉氏（即光緒生母、慈禧親妹）撫養(yǎng)，進而和老佛爺走得很近；而其婚姻也由“組織”一手安排——慈禧太后親自指婚，老丈人就是太后親信、手握槍桿子的榮祿榮中堂。
大家其實都忽視了，正是在這個“窩囊王爺”手中，下崗了的滿清皇族卻成功地實現(xiàn)軟著陸，全身而退，創(chuàng)造了帝王行業(yè)中的奇跡。古今中外，皇帝這個金領職業(yè)莫不伴隨著巨大風險，下崗皇帝的命運一般只有一個默認選項：斬草除根。在高喊進步、自由的共和狂飆中，包括法蘭西、英格蘭等國的君主，其曾經(jīng)高貴的頭顱都被以人民的名義切下；俄羅斯的羅曼諾夫家族，則更是在紅色恐怖中被滅門焚尸、銼骨揚灰。“最恨生在帝王家”的感慨，超越了種族和國界。而愛新覺羅家族成了一個例外。
太后指婚
這位年輕的王爺絕不比名滿天下（也謗滿天下）的李鴻章遜色，他們都是這間破屋的裱糊匠，區(qū)別在于：李鴻章轟轟烈烈，載灃卻不動聲色；李鴻章在盡力維持著屋子不倒下來，載灃卻還要費盡心機地考慮不得不倒下來時如何減少斷瓦殘磚造成的巨大傷害。
早在庚子年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就已經(jīng)為光緒皇帝預備了接班人，方式則非常獨特——為載灃指婚。 這一年的農(nóng)歷十一月（1902年1月），流亡在外的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回鑾到了保定，慈禧太后突然下旨：將榮祿的女兒瓜爾佳氏許配給18歲的載灃。 榮祿是慈禧太后的親信，野史中有不少他與慈禧的風流故事，但多是康梁等人與西方記者合謀的政治抹黑宣傳。
從慈禧太后掌權以來，榮祿一直是她最可靠的槍桿子；庚子事變后，榮祿帶兵保護著流亡中的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還積極支持張之洞、劉坤一提出的改革主張，成為“辛丑變法”的主要倡導人之一。榮祿的女兒瓜爾佳氏，據(jù)說模樣相當不錯，在家里十分受寵，被慈禧太后收為義女——慈禧曾說過“這姑娘連我也不怕”，關系非同尋常。
瓜爾佳氏特別能花錢，據(jù)說婚后載灃想過很多辦法限制她的開支，都不見效。載灃用過摔家伙的辦法，比如拿起條幾上的瓶瓶罐罐摔在地上，以示忿怒和決心。因為總摔東西，未免舍不得，后來專門準備了一些摔不碎的銅壺鉛罐之類的東西，響聲大，損失小，但也沒有效果。 慈禧這次指婚，當然首先是為了酬功。
載灃當時已經(jīng)襲了醇親王的爵位，瓜爾佳氏一過門就是現(xiàn)成的一個王爺福晉，這對榮祿來說是一種特殊的報答。但這一決定遭到了載灃生母、老醇親王側福晉劉佳氏的反對。原來，在母親的主持下，載灃此時已經(jīng)與希元之女訂婚，還放了“大定”，就差圓房了，按習俗便已算是夫妻，此時退婚便等于休妻。希元早已過世，之前曾任過吉林將軍。希元的曾祖父就是乾隆年間赫赫有名的蒙古族將領德楞泰。
據(jù)說劉佳氏向慈禧多方求情，但太后意志堅定，毫無轉圜余地。希元之女不愧為將門出身，個性剛烈，退婚之后便自殺身亡。 榮祿之女瓜爾佳氏也是將門之后，性子十分剛烈。清王朝覆亡后，她還經(jīng)常與那些太妃們變賣首飾等暗中支持復辟運動。因端康太妃（即光緒皇帝的瑾妃）對溥儀管束過嚴，甚至派太監(jiān)監(jiān)視——按照溥儀的說法，“就和西太后對待光緒一樣”——在老師們的鼓動下，15歲的溥儀進行了激烈的反抗。端康太妃氣急敗壞，把瓜爾佳氏叫去痛責，瓜爾佳氏一怒之下就吞了鴉片煙自盡身亡。
如果僅僅是為了酬功，慈禧大可以將榮祿之女指配給其他宗室；但是作為一名老練的政治家，慈禧太后或許想得更為長遠。光緒皇帝既然是性無能者，早日解決他的接班人問題就更能維持政權的安定。顯然，即使由光緒自己選擇，也必然首先從自己親兄弟的兒子們中選擇。載灃雖然只是庶出，卻自幼由嫡母、慈禧太后之妹葉赫那拉氏所撫養(yǎng)，進而和老佛爺走得很近。作為醇親王家中實際上的長子，載灃無疑將是光緒皇帝今后最可信賴倚靠的手足。為載灃擇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為今后的皇帝擇母。
而榮祿經(jīng)營大半輩子，在政界、軍界建立了廣泛的人脈網(wǎng)絡，是當時最有權勢的官員，與其結親，不僅將為載灃及日后的小皇帝增添強大助力，也將令榮祿更為忠心和盡心。實際上，載灃后來能安坐在攝政王的位置上，來自榮祿一系、包括榮祿舊部袁世凱的效忠是基本的條件。 當然，載灃的脫穎而出，也是他自己掙出來的。18歲這年（1901年），一個艱巨的任務落在他頭上——出使德國，為庚子年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事件向德國皇帝賠禮道歉。
克林德之死被西方史學界普遍認定為導致八國聯(lián)軍入侵的導火線�？肆值率浅錾诘聡ù奶沟馁F族，在1881年進入外交部門并被派往中國之前一直是個軍人。來華后，他曾任駐廣州和天津等地領事，1889年回國；之后在美國和墨西哥任職，并娶了美國妻子。1899年4月他回到中國，升任駐華公使。此人性格粗暴，自以為是。當時，義和團運動席卷華北，北京城的局勢已經(jīng)相當緊張，而克林德不顧其他國家公使的勸阻，堅持孤身前往總理衙門交涉，在路上與清軍發(fā)生沖突而被殺。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為克林德事件大為震怒，在為派往中國的大軍送行時要求士兵們毫不留情地教訓中國人。德國軍隊抵達中國時戰(zhàn)爭早已結束，北京已經(jīng)在聯(lián)軍的占領之下，但德軍依然對北京及周邊地區(qū)進行了殘酷的掃蕩。在八國聯(lián)軍逼迫下簽訂的《辛丑條約》，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親王載灃赴德國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殺地點修建一座品級相當?shù)氖品�，為德國�?ldquo;滌垢雪侮”。 德國人之所以選中了載灃，一是因為其級別高，貴為親王，二是因為他是光緒皇帝的親兄弟。最令大清帝國難堪的是，載灃到達柏林后，被要求在覲見德國皇帝時使用跪拜禮。這并非歐洲的常規(guī)禮節(jié)，顯然德國是要有意羞辱大清國。跪拜是典型的中國特色，自乾隆年間以來就成為中外外交紛爭的一個焦點。首批來華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堅持認為雙膝下跪是一種奇恥大辱，寧可無功而返，也不愿意屈膝。身在柏林的載灃自然不愿意向德皇跪拜，事涉國家形象，北京也堅拒這樣的禮儀安排，雙方來回拉鋸，總算免除了這一要求。 這顯然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硬不起，軟不得，搞得不好還會被人罵為漢奸。作為大清國第一個出訪西洋的親王，18歲的載灃卻展現(xiàn)了與其年齡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節(jié)，令本想侮辱中國的德皇對他也稱贊有加。德國人認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載灃還主動謝絕了國內(nèi)各級官員所預備的高規(guī)格迎送禮儀，其簡樸作風贏得在華西方外交官和國際輿論的一片贊賞。
載灃把一次謝罪之行轉變成了18歲年輕人的游學考察，所到之處，無論軍校、軍火企業(yè)、博物館、電機廠、造船廠，“舉凡外洋風土人情，隨地隨時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輕易離京的清朝體制下，載灃得以大開眼界，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大開眼“戒”——在日后掌舵中，他表現(xiàn)出了祖先們無法想象的寬容和豁達。
可以說，德國之行不辱使命，令載灃得到了慈禧太后心目中更大的信任和期望。作為青年干部，載灃得到了迅猛提拔：20歲，升任隨扈大臣；23歲，執(zhí)掌首都警衛(wèi)部隊健銳營，并升任正紅旗滿洲都統(tǒng)，成為一品大員；24歲，受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成為候補國家領導人。在一個變革的年代里，大清國什么最可寶貴？人才，尤其是這種根正苗紅而且年輕化、知識化、專業(yè)化的“自己人”。老太后正在加快推進對載灃的栽培，“扶上馬、送一程”。
除了血統(tǒng)、能力方面的考量，載灃本人能被各種政治力量所接受也是關鍵所在。當時朝中政爭旗鼓相當?shù)氖莾膳闪α浚阂环揭?a href='http://m.ovjq.com.cn/renwu/qingqinwang/' target='_blank'>慶親王與袁世凱為首的一方，核心是袁世凱，另一方則是瞿鴻禨。而只有載灃能被他們雙方所接受。載灃在相當多的問題上不輕易表態(tài)，這一貫被人理解為他的能力比較弱，“不能”表態(tài)，但也可以理解為他“不愿”表態(tài)，以保持一種超然姿態(tài)。
如果載灃不是這么“軟弱”、這么溫情，而是對待敵人像嚴冬般冷酷，不擇手段，誓死捍衛(wèi)，那清王朝莫非還真能再度雄起不至覆滅嗎？這位年輕的王爺絕不比名滿天下（也謗滿天下）的李鴻章遜色，他們都是這間破屋的裱糊匠，區(qū)別在于：李鴻章轟轟烈烈，載灃卻不動聲色；李鴻章在盡力維持著屋子不倒下來，載灃卻還要費盡心機地考慮不得不倒下來時如何減少斷瓦殘磚造成的巨大傷害。
歷史已經(jīng)證明，選擇載灃實在是當國半個多世紀的慈禧太后的遠見。載灃這位“80后”能屈能伸：在銳意改革數(shù)年而終不成后，他畢竟為皇族贏得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體面而又安全的集體“下崗轉制”。
民國年間，孫中山曾拜訪載灃。一個是表面風光、其實內(nèi)心相當失意的革命元勛，一個是內(nèi)心惶恐、卻努力在表面上顯得知足常樂的舊朝王爺，正史野史都說兩人相談甚歡。孫送給載灃的簽名照，被載灃敬奉到終，被一廂情愿地解釋成其對革命元勛的景仰，其實這更像是他在新時代請的一張護身符。載灃下崗后自號“書痞”，撰聯(lián)道：“有書有富貴，無事小神仙。”劉阿斗當年也告訴過司馬昭：“此間樂，不思蜀。”然則，果真不思蜀哉？
載灃的胞弟載濤曾如此評價乃兄：“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絕難勝任。”此話絕不可當真，如不是謬見，就是違心之論，甚至是哥倆串通好了在新時代裝傻自保的煙幕彈。
1906～1911年六年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1909～1911年的三年宣統(tǒng)新政，只要我們不持偏見，就能發(fā)現(xiàn)：如果不是載灃的柔軟身段，憲政改革將不可能達到如此深度和廣度；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將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代價得以建立；被革命者當作異族政權的清王朝將不可能獲得如此寧靜的“安樂死”；同樣，被革命者當作“韃虜”要予以驅除的愛新覺羅家族，將更不可能贏得“軟著陸”的善終奇遇。
載灃的個性，或許正是解讀1909年乃至整個宣統(tǒng)朝的密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