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曉勇—溫州潘發實業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擁有溫州潘發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溫州金源財富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山西教育網限公司、溫州市藍牙科技有限公司、溫州歐源建筑裝飾工程有限公司等多家子公司。2011 年預估年產值達到9500萬元。

潘曉勇說， 他未來的目標就是———還錢

2012 年端午節后的上海南京東路，一個細雨紛飛的日子。身高約1.72 米的潘曉勇融入熙攘的人群中。沒有人會把這個陽光帥氣的年輕人和“溫州走路老板”聯系在一起。他依然面帶笑容，暴富與赤貧的跌宕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跡輕微得難以捕捉。

他是2011 年震驚全國的溫州老板走路潮中，披著神秘面紗的“走路老板甲”。從身家數億到負債近3 億。他怎樣從一夜暴富到一夜赤貧? 他“走路”的背后隱藏著怎樣的心靈交鋒?

他怎樣以“半黑暗”的狀態，輾轉于國內不同城市? 他和他的債主又將如何面對未來?

“走路”240 多天后，潘曉勇接受羊城晚報獨家專訪。他是首位接受媒體專訪的走路老板， 他講述的故事揭開了2011 年溫州老板走路潮那座龐大冰山的一角。

“走路” 他只帶走十幾萬

2011年10月18日對潘曉勇來說，是一生都會銘記的日子。這一天， 他離開溫州，開始“走路”。此時，據他被提名“2011年溫州創業青年楷模候選人”只有一個月。

時至今日， 他作為候選人的個人資料仍然掛在網上。

羊城晚報：你對“走路”這種說法會不會特別敏感?

潘： 沒有辦法的辦法。當時全是債主圍著我。我當時確實是一走了之， 沒有跟任何人打招呼，4個手機6個號碼全部換掉。但走了，其實我挺后悔的。我現在的身份可以說是半黑暗的。我不敢告訴人家我在上海。

我表哥也欠債過億元，但他堅持下來沒有走， 他每天至少接到10個債主的電話。煩惱多很多，但至少有一個光明的身份。

羊城晚報：離開溫州當天是什么情況?

潘：我離開溫州是在2011年10月18日。

當天一大早，秘書打電話說，來了十幾、二十個要債的人。我就不想回去了。但在市中心遇到另一個債主，他帶著六七個人，逼我要錢。我說，我借你的500萬元三年，但給你的利息也接近400萬，能不能不要這么逼我。但這幾個人一直跟到我家里。我感到自己可能受到傷害，于是借口上廁所，拐了彎走了。

完全是臨時、被逼的。如果不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我不會想走。如果沒有這幾個人， 我想我很可能堅持下來。但如果真的一直待下去， 可能發生什么? 我也很難設想。也許進了公安局， 也許像有些人一樣，從樓上跳下來……誰也不知道。

羊城晚報：你離開溫州后去了哪些地方?

潘：離開溫州之后，我在郊縣待了一個多月，想要看看情況。但是發現走的人越來越多，很多比我厲害的人都走了。我感覺沒有希望了，就離開了。之后去了上海、合肥、廣州、武漢……大概七八個城市。

羊城晚報：到這么多城市，是因為逃避債主追債?

潘：(笑)死我都已經置之度外了，何況債主追債? 我找外地的朋友， 希望想些辦法，東山再起。當然，我現在沒有再想著賺幾個億，我希望能夠先做一些小項目，維持生計，再從頭開始。但是會收斂很多，不會再像以前那么大膽(笑)。

羊城晚報：走的時候你帶了多少錢?

潘：走的時候，我什么都沒帶。心非常冷，低落到了極點。有一張朋友的卡，里面之前存了十幾萬元。后來主要靠這十幾萬。

幾億身家，真正帶走的只有這十幾萬元。

很多人不相信，有朋友說，你光身上的裝備就幾百萬哪。是! 我的手機十幾萬元，四塊金表加起來上百萬。全都抵債抵給人家了。甚至連老爸老媽的房子都賣了。公司能變現的資產全都賣了， 湊了一百多萬元，為了發員工的工資。我覺得銀行的錢、民間借貸的錢可以欠，但員工很辛苦，員工的錢不能欠。這筆錢我完全可以自己吞下來，但是我沒有! 但很多人還是怨我。

羊城晚報：心理反差會不會特別大?

潘：是! 以前我和表哥來上海，表哥坐著賓利，我坐著保時捷，到哪里去，都是司機在樓下等，一路高架橋過去。現在，到哪里去都要等地鐵或者公交，到目的地要一個多小時。現在才知道，大上海真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