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又稱《國策》，是先秦時期一部重要的經典著作。中國歷史上的“春秋”之稱，是從當時魯國編年史《春秋》一書而得名的。“戰國”一詞，雖然在戰國時代已有，但只是用來指稱當時的七大強國。不過漢人也有稱戰國的，如劉向。又因為《戰國策》經過西漢劉向的整理命名之后，“戰國”作為繼春秋之后一個時代的名稱，遂為后代學者所共認。《戰國策》在未經整理校定之前，有《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等名稱。整理校定之前，《戰國策》卷帙頗為混亂，文字錯訛甚多。西漢劉向就中秘所藏之書，以國分別，以時相次，去其重復，校成定本，分東周、西周、秦、楚、齊、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十二國，合為三十三篇，定名為《戰國策》。

解密：先秦名著《戰國策》為何會遭到儒家摒棄？

《戰國策》是一部史書，但卻不是一部信史。它雖是分國記事，但不像《左傳》那樣按照編年的次序記載歷史，與其說它是一部國別史，毋寧說它是一部記錄戰國時代縱橫家游說各國的活動和說辭及其權謀智變斗爭故事的匯編。不過，盡管《戰國策》非信史，這部奇書卻為我們描繪出戰國時代縱橫捭闔的時代風貌與瑰麗恣肆的人文精神。

與《左傳》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完全不同的是，《戰國策》展現了縱橫策士全新的、“獨創的”縱橫策士的思想，洋溢著鮮明的時代氣息。

《戰國策》里首先高唱著的是重士貴士的思想，在《齊策四》的《齊宣王見顏斶章》里，顏斶公開亮出了“士貴耳，王者不貴”的口號，對于傳統的“王者貴而士人賤”的觀念給予極大的沖擊。同樣的，策士王斗要見齊宣王，竟要齊宣王親自來迎接。（《齊策四》）“趨勢”還是“趨士”，成為檢驗士人與君王態度的標準。貴士、重士的思想觀念，不但是策士階層本身的存在與追求，也為一些思想敏銳的國君所接受。秦昭王見范睢，又是“屏左右”，又是“虛無人”，一而再地“跪而請”，禮節隆重，態度懇切，完全喪失了君王至高無上的尊嚴和威風（《秦策三》）。至于燕昭王，則筑黃金臺大規模地求士了。作者刻意突出士的重要作用，宣揚貴士重士的思想，體現了戰國時期對知識和士人的尊重。

其次是赤裸裸地宣揚重利輕義的價值觀與鄙視傳統的行為準則。戰國時期的縱橫策士，并非有始終如一的政治主張，當然更談不上信仰。縱橫之術，不過是他們獵取富貴功名的工具。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雖使出渾身解數而惠王不用。在秦國碰了一鼻子灰，蘇秦回到家里又受到家里人的冷落，此時他說的一句話，頗能揭示當時的心態：“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秦策—》）“求取卿相之尊”，就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頑強進取的力量。蘇秦感嘆：“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盍可忽乎哉？”“勢位富貴”是他的最高理想。同樣的像張儀，盡管不斷受挫，但“舌在足矣”，支持他的也是要獵取“勢位富貴”。縱橫策士以追求富貴作為自己的理想，以有利可圖作為自己行動的準則，公開打出“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的旗幟。呂不韋以商人賈利的算計立秦異人，秦宣太后甚至以“髀加妾之身”“少有利焉”這樣粗俗的比喻，決定是否出兵救韓。這與儒家的“君子不言利”的價值取向相去甚遠。

與追逐功利思想緊密相聯的，是對禮義誠信的否定。《左傳》有濃厚的崇禮傾向，然而在《戰國策》中，作者鼓吹的是不擇手段追逐功利的人生哲學，什么禮義誠信，忠孝廉恥，都被摧毀得七零八落，絲毫無法規范士人們的行為。在戰國時代，禮義誠信受到冷落與鄙棄，已是很普遍的情況。蘇秦說秦失敗與說趙成功之后家人對他截然不同的態度，已足以說明在當時的一般家庭當中，維系家庭成員之間關系的，已不再是虛偽的孝悌禮義，而是功名富貴。戰國策士否定禮義，鄙棄傳統的價值觀與行為準則，崇尚的是權謀，是對背信棄義的無所謂。正如劉向所說是“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戰國策序錄》）。張儀以六百里地騙楚懷王之事，大家最為熟悉。同類的例子還不少。真正代表《戰國策》一書的主要傾向的，是以蘇秦、張儀等人為代表的縱橫家的思想。縱橫家的思想，表現出強烈的反傳統精神。無怪乎后人驚呼：“《戰國策》，叛經離道之書也。”（李夢陽《刻戰國策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