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武觀之亂
對財富和權力的追逐，終于打破了氏族制度下自然發生的共同體權力，國家出現了，但對財富和權力的追逐不僅沒有結束，而且愈演愈烈，姒啟用暴力手段結束“禪讓制”后，他的兒子們又發生了爭奪繼承權的骨肉相殘，這就是武觀之亂。
在周代文獻中，曾將“夏有觀、扈”和“虞有三苗”并論，其中的扈是有扈氏，觀則為武觀，或作五觀，還將他與堯子丹朱、舜子商均、湯子太甲、文王之子管蔡相比，說“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可證姒武觀是姒啟之“奸子”。
關于武觀之亂的經過留下的記載很少，僅見今本《竹書紀年》中有：“（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師師征西河，武觀來歸。”
時代更早的《逸周書·嘗麥》篇也記述了對這次叛亂的征討：“其在啟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兇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卑正夏略。”文中的“五子”當為“五觀”之誤。
涿鹿之戰
據今本《竹書紀年》啟在位十六年，約略可知在姒啟的晚年已發生了諸子爭立的動亂，季子武觀因此被放逐西河，后來，當繼任問題進一步提到日程上時，姒武觀發動叛亂，效法姒啟用暴力奪取繼承權，這場權力之爭幾乎瓦解了夏王朝的統治，幸而有彭伯壽率師出征西河，才平定姒武觀的叛亂。
關于西河之地望歷來說法不一，較多說法是在河水之東的晉南或河水之西的陜西韓城一帶，還有河南安陽附近的內黃說等，以在晉南河汾之間的可能性最大，關于夏文化的考古發現、研究成果也為晉南說提供較多的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