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外交

在最艱難的時期，蔣介石依然表現出堅忍的不服輸的意志。1939年9月，他在日記中寫道：“國際情勢雖甚險惡，如我擇善謹慎運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國家從此復興也。”因而，對于外交的過問，蔣介石表現出從未有過的審慎。

而抗戰開始后，國民政府的外交大權也開始迅速地集中到蔣介石的手中。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議改組國防最高會議為國防最高委員會，以國民黨總裁為委員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擁有緊急處分權，“對于黨政軍一切事務，得不依平時程序，以命令為便宜之措施”，蔣介石的權力空前強大。1941年底，由于新任外交部長宋子文常駐美國，蔣介石便兼理起外交部長職務，正式成為中國外交的最高決策者。

大權在握的蔣介石，也施行了一些極具個人色彩的外交方式。他往往打破常規、不問手續，并不拘泥于傳統的職業外交方式。他曾在日記中批評中國的職業外交官說：“中國外交人才，怯懦無骨氣，無責任心，惟私利是圖，徐謨之膽小如鼠，尤為可鄙。”他說：“中國從前的外交人員，尤其甲午以來的外交人員，就是抱著這自居卑下，甚至枉屈自全的心理，以為外交無法轉變國家的形勢，所以自前清以來，一切事業，都無進步，而以外交落后為尤甚。因為外交人員懷了這種錯誤的心理，所以行動就缺乏勇氣，處事就沒有剛毅精神，不能發揚國家的威信，達成政府的使命。”在他看來，大多數職業外交官“總還脫不了舊官僚與政客的習氣，生活不能緊張，心理不能改革，辦事松懈因循，不切實際”，很難適應戰時外交的特殊情況。

因而，在蔣介石處理對外關系時，他更樂于使用非正規的外交途徑，常常倚重一些“外圍人物”。在對美關系上蔣介石可以倚重宋美齡、宋子文和商震，對英有杭立武和王世杰，對蘇有孫科和楊杰，對德有李石曾和蔣百里——如此龐大的非職業外交人員群體，使蔣介石在選擇外交途徑時游刃有余。且圍繞在蔣介石身邊的外國顧問——如拉鐵摩爾，也使他獲取外交信息的途徑變得更加多元;諸如居里、威爾基等穿梭于重慶、華盛頓之間的外國特使，更使得蔣介石有能力繞過常規外交渠道，從容地施展他的“人身外交”。（陳雁《蔣介石與戰時外交制度》）

以蔣介石“人身外交”為主要特征的中國戰時“元首外交”，極大地改變了中國自有現代外交以來根深蒂固的過分依賴職業外交官的傳統。蔣介石所派出的私人代表與外交特使，又多為孔、宋兩家人員，他們利用自身巨大的活動能量，反而會取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外交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