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尹嘉銓晚年求名也并非一時心血來潮，而且被其悍妻所逼。據尹嘉銓供認，他之所以如此是被家中悍妻威逼才向皇帝要名聲。原來，尹嘉銓在致仕退休之前，曾經事先答應老婆，覲見乾隆時要討一頂花翎回家。但是，當時乾隆不僅沒有賜他花翎，而且自此對他十分厭惡。尹嘉銓致仕退休之后，在他的這位兇悍的老婆面前始終抬不起頭來。

其實，作為一名致仕退休官員的老婆要求有榮譽感，希望老公有個好名聲，這也無可厚非。但是，這個要求也要有個底線，不要讓老公太為難，更不可強求。尤其是不能讓老公到了不顧生死地向皇帝獅子大開口的地步。尹嘉銓在老婆逼迫下，獅子大開口，伸手向乾隆要名聲，討榮譽，結果險些將全家的性命都快要陪上了。

乾隆四十六年，即公元1781年。這年4月17日，大學士三寶、英廉及涉及此案的各部、司人員給乾隆皇帝奏疏，上報了尹嘉銓的罪證及刑審情況，最后建議將尹嘉銓凌遲處死，家產全部入官，所有書籍盡行銷毀，其緣坐家屬，男16歲以上者皆斬，余人給付功臣之家為奴。

當日，乾隆看過奏折后，立即下了一道長達千余言的上諭，歷數尹嘉銓處處罪狀，認為本應“凌遲處死，家屬緣坐”，但為了表示皇上的大度，決定“加恩免其凌遲之罪，改為處絞立決，其家屬一并加恩，免其緣坐。”

三日后，又復旨道：“尹嘉銓悖謬書籍既多，其原籍親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著傳諭袁守侗明切曉諭，令將其書籍板片悉行呈出，毋任隱匿，一并解京銷毀。”飭令各省封疆大吏，尤其是尹嘉銓家鄉直隸和他曾任職的山東、山西、甘肅等省督撫，詳細訪查，“倘查辦不實，致有隱漏，別經發覺，必將原辦之該督撫等治罪。”

經過一番緊鑼密鼓地查抄審閱，結果各省督撫將繳到的尹氏文字封送北京集中處理。尹嘉銓自著之書全部焚毀，由其疏解或作序的書則用抽毀的辦法將其文字剔除。最終銷毀尹嘉銓著述編纂書籍79種。

包括《貽教堂文集》、《近思錄》三編四編、《隨王草擇言》、《皇清名臣言行錄》、《尹氏家譜》、《思誠軒奏疏》、《二山尺牘》、《就正錄》等等。抽毀的有尹嘉銓疏注的《禮儀探本》、《共學約》、《小學大全》；作序的有《女孝經》、《家禮存義》、《綱目凡例釋疑》、《作吏要言》等等。

這種以書罪人、殺人、以人廢書、禁書的情形在清代是司空見慣的。尹嘉銓深陷文字獄驚天大案，其個人和著作的命運也就在劫難逃。本人先是被捕、抄家；繼而拷訊，查審著作和藏書；最后“照大逆律”處絞。而他的各種著作，無論是否大逆不道，是否觸犯禁忌，一律銷毀。這起“為父請謚”的奏折引發的“古稀案”文字獄的驚天大案，盡管彰顯清代封建帝王的專制和殘暴，但是從中也看出尹嘉銓這樣追名逐譽官員的無恥和貪婪。

如今看來，尹嘉銓的“古稀案”的雖然是一個特殊的案例，是一個害怕悍妻的退休官員所造成的。但對當今桑榆晚景的老人來說，還是很具有惕勵的特別意味，值得人們深思。其實，人的一生就是一道加減法，年輕時不斷地追求，不停地增加，是加法；進入老年以后，便是減法了，一直減到晚年兩手空空，如同剛出生般赤條條地離去，一切歸零。所以到了一定年紀，就要見好就收，鞠躬謝幕，讓人生自動切入另一道風景，讓前臺的燈光轉換成幕后的明月，何嘗不是人間的一大快事呢？

還是唐朝大詩人劉禹錫在《酬樂天詠老見示》一詩中說得好：“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即便到了桑榆晚景，還是有紅霞滿天的。人老了更要有一種豁達樂觀、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千萬不要像尹嘉銓一樣，退休后還要因名所困，為名所累，最終為了名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